五月开初的北欧，突然降临的春天惊走了冬季，绿叶和鲜花商约着竞相绽放，不经意的阳光其实透着一股辣劲，人的心情和大地一道轻松舒展。来自欧洲诸国（瑞典、丹麦、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等地的学者约40人，于5月5日至9日在斯德哥尔摩东北郊一个座落于波罗的海港湾的学术会议中心，举行题为“解释文化：中国面对新千年的挑战”的研讨会。
会议是由瑞典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召开的，举办会议的初衷是基于以下想法：全球化引起我们这个行星上每个角落的深刻变化，值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学者关注；在过去的20年，中国日益对全世界开放，自身也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这种变迁是在与外部社会及文化的接触交往中发生的；现在，中国已经不仅是受外部影响的客体，而且是对其他社会和文化发挥影响的主体。
确实，整个会议进程表明，中外学者的交流是双向的，内地之外学者对于我们这里正发生着什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说什么写什么，甚至我们正在想什么，都是人们急于想知道的。
会议的子题目有以下6个，从中可以看出东道主认为什么话题对于中国和对于世界都是重要的（关于会议内容，瑞典朋友在近两年前就专程来华，广泛征求过中国同行的意见）。
1．全球文化或文化的全球化：文化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2．给传统下定义；
3．价值的社会变化和影响；
4．中西宗教与乌托邦；
5．文化与性别；
6．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对于新的价值与身份的寻求。
5月6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日内瓦大学教授毕来德。我在北京已看过他提交的长达40页的论文，并将他的观点归结为反现代性和文化保守主义。毕来德教授对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进步持质疑和批判态度，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损害了人对自然的率真眼光和朴素解释，经济的发展、物质的进步使得商人式的用抽象、量化的计算与实验的观点看社会的世界观占居了主导地位，我们当前面对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在结束闭关锁国，全力以赴地从事现代化建设之后，势必遵循与西方发展相同的经济逻辑。人们生活、生产的动力是追逐利润，控制了资本的人会力图把一切社会转型纳入商业化的轨道，社会将按照他们的观点理性化。生态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腐败问题日益明显。毕来德教授显然认为中国正在失去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且毫不掩饰他的忧虑，他说，现在正在大力推行的轿车政策，以及中国茶被美式冷饮取代的现象，使得中国有失去自己特点的危险。
来自各方的中国学者看来多数持发展主义观点，对毕来德教授的看法不大以为然。会议执行主席罗多弼教授对我国搞突然袭击，请我发表评论。匆忙中我只简单地说，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现象确实越来越多，值得我们警惕，但中国人别无选择，没有人愿意重新过挨打的日子，受穷的日子，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搞现代化。
会议发言者中只有两位是女性，而她们发言的主题都与女性有关。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女学者力图揭示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妇女解放”运动话语中实际上存在的男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她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妇女和妇女解放作为中心话题，但新派人物只把能够积极发挥社会作用的女性当成有价值的个人，因此新文化运动关于女性的话语不但是被男性引导的，而且是基于城市的、排斥性的，整个一代普通妇女的生活与痛苦被忽视了。她比较了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在缠脚问题上解放妇女的口号，特别注意到了革新派对缠脚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对缠脚妇女缺少同情。
来自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谈到了西方性别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探索和突破。她介绍了自己和其他学者在运用西方性别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方面打破传统治学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在这种研究中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某些理论的突破，比如在男女对立、性别与权力的关系、性意识与欲望、女性身体诸方面，她们的研究对西方理论有修正和发展。孙教授认为，我们总是误以为只有西方批评理论会带给中国文学新视角，却忘了中国文化也可以影响西方，事实上，目前的汉学研究已经给西方的性别研究带来了震撼性的挑战。
会议最后一轮发言的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知识界，三位发言者全来自祖国内地。一位发言者谈及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的外在攻势和后现代主义内在意义解构之下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另一位发言者介绍和分析了中国知识界在90年代的分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对立和论争。第三位发言者借助于分析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时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应对，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提出了以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概念来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尝试。由于每个题目都与中国现实密切相关，这一组发言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会上的发言和讨论是热烈而有启发性的，会下的交流更是广泛和深入的。热情而慷慨的东道主为与会者安排了随意交流的机会，会议中心有一个中国馆，布置得古色古香，会后大家都爱去那里喝茶，往往聊到深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的，是我们乘游船游览斯德哥尔摩时与瑞士毕来德教授的一番交谈。那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大家呷着啤酒，一边观景，一边交流，形成若干个变动不居的学术交谈小群落。毕来德教授告诉我，他今年提前退休，因为想集中精力研究汉语语法问题。他说，自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以来，汉语有了自己的现代语法体系，但这套体系完全是模仿西方语法体系建立的，往往不能说明汉语的独特性。他已经有20来年的汉语教学经验，作为教西方人中文的西方学者，他有许多独到的经济与观察，他要尝试写一部摆脱西方语言学框架的汉语语法著作。我因为自己的专业课是语言哲学，和他做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望着这位身材颀长，表情和谈吐极为儒雅的西方学者，我为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挚爱，为他牺牲经济利益献身于学术研究而敬佩和感动。
在告别宴会上，会议组织者之一、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罗多弼致词，他总结说，历来有很多人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认为不用中文词汇，就不能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而会议的讨论表明，虽然百分之百的理解难于做到，但跨越文化的、最大限制的理解是可能达到的。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进程中，文化、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相互影响正在不断地加深和加强，地球上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自成一体，不受外来影响。他认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之处的一种表现是，大家避免了这样的诱惑：退避到文化传统构筑的堡垒之中，与会者都是致力于向前看，考虑如何在各种文化传统中吸收养分，在真正的人类文明的方向上迈进，达到繁荣和进步。
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与会的西方学者大部分会讲中文；第二，会议不拘一格地邀请了5位研究生（包括几位中国研究生）参加，表明我们着眼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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